一战时期的中日博弈，细说中国的参战策略与日本的“二十一条”

1914年8月6号那天，袁世凯在总统的公告里头说了，咱们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头保持中立。可没过多久，政府和那些社会上的大佬们就觉得，这是个在国际上挣点新面子、挡住日本抢青岛再往咱这儿扩张的好机会，所以他们就想让中国也加入到战争里头去。那时候，欧洲那边儿的“1914一代”正傻乎乎地往战场上冲呢，压根儿不知道接下来会有多惨。可咱们中国的新一代却感觉到了国际体系垮了带来的那种危机——既有“危险”，也有“机会”。咱们中国人心里头明白，有可能会被卷进这场战争里头去。毕竟那些交战国在咱们这儿都有地盘儿，等它们在欧洲那边儿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日本说不定就会趁机欺负咱们，拦住咱们的发展。

大战给中国带来了转机，这让许多新老派的公众人物，尽管立场不同，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争论起来。备受尊敬的改革家梁启超提出，只要中国能聪明地把握眼前的局势，就能“激发民众强烈的自我意识”，让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攀升。财政要员梁士诒，作为袁世凯的亲信，聪明且有远见，早在1914年，他就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。他向总统分析，从长远考虑，德国不太可能赢得战争，所以中国应该趁此机会宣战。这样一来，就能夺回青岛，并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争取到一席之地，推动中国的长远发展。梁士诒，被人称为“中国的马基雅维利”，在1915年又一次强调：“协约国掌握着胜利的钥匙，中国愿意助一臂之力。”在1915年11月的一封信中，梁士诒坚持认为中国参战的“时机已到，我认为中国不必等德国的回复”，“错过这次机会，就不会再有了”。关于新一代外交官在这个时期的崛起，我会在第六章详细讲述。其中最耀眼的明星是顾维钧。当时他还只有二十几岁，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国际法博士学位后就回了国。袁世凯请他做英文秘书，从此他开始了长达数十年、跨越多届政府的外交之路。

中国加入战争，主要是冲着日本去的。一开始，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战火烧到家门口，就明确说了要保持中立。中国好几次跟英国打招呼，说日本盯着德国在中国的地盘呢，可英国却回应说：“中国啊，你别管英国和日本可能会联手干啥，反正你不用担心。”英国还劝中国，相信协约国会一定把山东从德国手里要回来，还给你们。到了1914年8月19号，英国的驻华大使朱尔典找顾维钧聊了好久，又一回拍胸脯保证，说青岛肯定一分不少地还给中国。

到了1917年8月，中国就不再保持中立了。其实，中立只是暂时的策略，中国一直在盯着局势的变化，心里盘算着啥时候该出手就不中立了。特别是那些思想开通的中国官员，一个个都跃跃欲试。有个《曼彻斯特卫报》的记者就写了篇文章说：“这些官员都懂外交，一看战争爆发，立马就上了心，还一块儿劝那些保守的人一起行动。”还有个挺有分量的官员叫张国淦，他跟当时的总理段祺瑞提议，说欧洲这场大战对中国很关键，政府得主动跟德国干一架。这样一来，既能立马拦住日本抢德国在青岛的地盘，也是中国迈进以后国际大家庭的第一步。段祺瑞听了，拍了拍张的肩膀，让他放心，说自己正悄悄准备着呢。

1915年开头那会儿，日本抛出了个“二十一条”，这一下子就把中国人参加一战的心给撩拨起来了。日本人占了青岛后，就开始琢磨起咱们中国自家的事儿了。就在1月18号，日本在中国的那个大使，也没跟谁打招呼，没用正规的外交路子，偷摸儿地给袁世凯塞了个小纸条，那纸上还印着军舰和大炮的图案呢。这小纸条上分了五块儿，加起来二十一条要求。头一块儿就说，得让日本接手德国在山东的那些好处；第二块儿有七条，说中国得承认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东边那块儿的特殊地位；第三块儿说，中国最大的煤矿，就是那个汉冶萍公司，得中日一起管，实际上就是日本人说了算。第四块儿讲了，中国的海边港口、小岛啥的，都不能租给或者送给别的国家。最狠的是第五块儿，想让中国政府找日本人当政治、财政、军事的顾问，连中国主要地方管警察的也得让日本人插一脚。这些要求苛刻得离谱，连消息挺灵通的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都跳出来说，这要求比打赢仗的人对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敌人提的那些还狠。日本这是瞅准了其他大国都在为活命打仗，顾不上中国或者他们在中国的利益，想趁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小跟班儿。

由于担忧1895年“三国干涉还辽”的历史悲剧重演，日本强烈要求中国保密，并坚持一对一谈判“二十一条”。这对刚崭露头角的公众外交圈子来说，是个展现实力的好机会。顾维钧与外交部在背后灵活运作外交手段的同时，梁启超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公关风暴。他撰写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文章，警告日本不要效仿1910年吞并朝鲜的手段来对付中国。在梁启超和其他社会精英的激励下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杭州等地的商贾和学生纷纷组织集会，通过报纸和电报向全国发声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。他们敦促袁世凯政府驳回日本的无理要求，并成立众多团体，发动民众抗议活动。1915年3月18日，上海有近四万人集结，共同反对“二十一条”。日本肆无忌惮的欺凌行为，让众多国人认定它是对中国的头号威胁。到了1916年7月25日，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直言：“日本确实是我们的强劲对手！”他还预言，中国“二十年内，非有一战，难以立足”。1915年民众对“二十一条”的广泛强烈抵制，为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群众抗议埋下了伏笔。

老百姓的呼声可能没在外交上给当时的政策带来啥大动静，也没让外国大佬真正站我们这边，但媒体一曝光，至少让日本那边不得不改改要求，还把他们推到了道德的风口浪尖上。咱们的外交官跟日本人谈的时候，可算是把这场舆论风波的力量用上了。两边为了“二十一条”的事儿，愣是谈了二十多回，快一百天了。咱们中国人的谈判本事，连英国在中国的老大朱尔典都夸，他说：“光听他们辩论，我都得站中国人那边。”一直到要打起来，咱们都没低头。朱尔典跟他上头汇报说：“日本人那是拿刀逼着咱们答应的，东北和青岛都来了好几万日本兵。”咱们虽然使劲儿想办法，想改变局面或者拖拖时间，但1915年5月7号，日本还是下了最后通牒，让咱们四十八小时内得给他们个满意答复。到了5月25号，咱们没办法，只能在日本的压力下，签了把山东利益让出去的不平等条约，还有其他三个协议。政府说，这是为了远东的和平，为了不让老百姓受苦，也是为了帮在咱们这儿的西方朋友们。咱们中国人觉得，这事儿，还有日本闹出来的其他问题，得等到欧洲打完仗，开和平大会的时候，才能彻底解决。

日本一边给中国施加压力，一边又巧妙地运用外交策略，企图让自己在亚洲崭露头角，成为强国。日本的外交人员暗中达成一些协议，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，来确保自己在战争收尾时能占据有利位置。因为中国没得到其他国家的外交援手，所以在和日本谈判时，官员们特别在意公众的看法。外交部的官员清楚国际舆论的力量，他们想办法把日本的要求透露出去，并且偷偷地把谈判的进展通知给在北京的外国使节。而在国外的中国外交人员，也是时刻盯着当地媒体对中日谈判的报道。在国内，像梁启超这样的社会名流，不光是给政府施压，不让政府轻易向日本低头，还紧紧盯着决策的每个步骤，并及时向老百姓汇报。“二十一条”对咱们中国的民族存亡，还有咱们成为真正强大富裕的国家，都是最大的阻碍。

“二十一条”让中国那些信仰不同的团体走到了一块儿，大家伙儿一块儿琢磨怎么行动才合适。1895年甲午战争咱们打了败仗，那时候民族认同就出了问题。到了1915年，“二十一条”这事儿一出来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那是彻底被点醒了。这时候咱们在考虑怎么应对一战，心里头也有了个准谱儿：那就是战后和平会议上，咱们得有个位子。虽说咱们早就想参战了，但直到日本提出“二十一条”，社会上那股子劲儿才算是攒起来了，政府也有了动作。这时候，大伙儿去参加战后和平谈判的念头，那是挡都挡不住。梁启超就说了，日本这一出，咱们是非得出席战后会议不可：咱们的外交官，说啥也不能让日本得逞，因为中国的事儿，在哪个战后会议上都是“重头戏”。梁启超觉得，日本在战后会议上肯定能说得上话，但他也纳闷，日本要是有理，为啥不战后提出来，非得这时候急吼吼的？他琢磨着，日本心里头明镜似的，知道战后会议上它那一套肯定通不过，列强那儿它捞不着好处。所以咱们的外交官，对“二十一条”绝对不能低头，得记住，战后和平会议上咱们还有机会。最后咱们实在顶不住日本的最后通牒了，政府也只能发了个公告，说说交涉的事儿，心里头还盼着呢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把这些被逼着签的条约给废了。

很多人觉得，战争一打完，山东的问题就能解决了，可实际上，山东的事儿早被日本和协约国的小圈子给定了。1916年刚开始那会儿，英国就悄悄站队日本了。到了1917年情人节那天，英国直接跟日本说：“你们想要德国在山东和那些岛的权利，我们举双手赞成，和会上肯定帮你们说话。”不光英国，法国、意大利、俄国也都跟日本达成了这种默契。到1917年2月，日本趁着其他大国自顾不暇，硬是让它们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地位，还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。英国的朱尔典跟外交部说：“咱们现在全球的事儿都忙不过来，根本得罪不起日本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在欧洲拼死拼活的原则，也没法用到远东去。”这一系列操作，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知道。

1915年1月18号，就是日本提出那个“二十一条”要求的那天，咱们中国外交部赶紧给所有在国外的大使发了电报，说了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干的那些坏事，还说这些事得等到战后开和平大会的时候才能公正解决。为了到时候能在会上提出咱们的要求，民国政府在1月22号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小组，里头都是外交部的大佬们，像外交总长陆征祥、次长曹汝霖，还有参事顾维钧他们。他们建议，外交部得派个特使出去，跟咱们在海外的使节见见面，收集点资料文件。特使还得去找找国际上最牛的国际法专家，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到了秋天，顾维钧，这位在美国留过学的，就被派去当驻美大使了。他借着这个机会，在华盛顿四处活动，把咱们中国人的想法告诉全美各地的人。

不少中国人认为，参加一战是获得和会席位的关键。其实啊，早在1915年5月，那会儿中国被逼着在“二十一条”那些条约上签字，咱们的首席谈判官陆征祥就跟袁世凯总统说了，要想去战后那个大会露个脸，参战才是出路。就连五四那会儿被骂成汉奸的曹汝霖，1915年10月也给袁世凯出主意，说要想挡住日本对中国的野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站队协约国，一起干。他觉得，就算咱没法派兵去欧洲，也得想办法帮帮协约国，这样等仗打完了，人家才会给咱点好处。曹汝霖对这事儿特别上心，还借着外交部二把手的身份，让咱驻日本的大使去打听打听，日本对中国要是参战了会是个啥反应。

果然没错，日本对中国想加入一战这事儿特别反感。朱尔典直接挑明了日本的看法：“让中国加入协约国，日本可不乐意，就这么简单。日本巴不得欧洲战事拖得越久越好，这样它就能掌控中国，达成自己的各种小九九。”到了1915年底，英国、俄罗斯、法国这些国家都点头同意中国参战了，可日本却偏偏不给面子，单独拒绝了中国。其实早在1915年年初，参战这事儿还不明朗的时候，中国就已经琢磨着一个“用工人代替士兵”的计划，想靠这个跟协约国拉上关系，提升自己在一战里的地位。那会儿，中国人可是下了狠心，非要推动这个计划，让劳工去欧洲给协约国帮忙。到了1916年，袁世凯一死，继承人之间争得不可开交，但他们还是想办法送去了十四万劳工，支援一战西线战场。除了那些直接卷进战争的欧洲国家，中国就是给法国送劳工最多的国家，而且华工在法国待的时间也是最长的。虽说中国人在一战里是打辅助的，但这足以看出他们的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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